洪武朝第一贪腐大案，到底是冤枉还是制度的缺陷

明初四大案是指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在四大案件里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属于政治案件，而空印案和郭桓案则属于反腐案件，尤其是郭桓一案，此案被称为洪武朝第一贪腐大案。

此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与地方官勾结贪赃纳贿，经查，此案的赃款合计五十万贯，折合粮食二千四百万石，经朱元璋亲自判罚，郭桓案涉及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数百人均被处死，追回粮食七百万石。株连入狱者达数万人。但问题在于此案疑点颇多，许多数目都对不上，最后不少人为了免罪，互相攀咬，这样好多无罪的人也有罪了。

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户部起源于先秦，最初称为“地官大司徒”，就是吏部天官大冢宰、户部地官大司徒、礼部春官大宗伯、兵部夏官大司马、刑部秋官大司寇、工部冬官大司空。户部秦代称“治粟内史”，两汉称“大农令”，三国至唐称“度支”等，隋唐称“民部”。后因避讳太宗皇帝世民名讳改称“户部”。明清两代的户部掌控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

洪武十八年四月某日，南京，户部衙门。

十几名杀气腾腾的锦衣卫身穿飞鱼服急步冲进户部大堂，在大明谁见到锦衣卫都是肝颤，作为皇帝直接控制并领导的军事机构，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锦衣卫可以不经刑部而直接拘捕官员，并直接呈送皇帝，朝中的其他官员根本无法对制约锦衣卫，所以朝中官员对锦衣卫又恨又怕，但必须指出的是，锦衣卫基本上处理的牵扯朝廷官员的大案，对百姓基本上不过问，锦衣卫为了邀功请赏而罗织罪名，不择手段地扩大牵连范围，制造的冤假错案不胜枚举。

而这次锦衣卫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形下来到户部，让当值的几名官吏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不知所措。但也有明白人立即报告给了当时的户部右侍郎郭桓，当时户部没有尚书，郭桓以户部右侍郎身份暂行尚书职务已经一年有余，外界已经传言，郭桓很快就会就任户部尚书，可现在没有等来升迁的圣旨，去等来了锦衣卫。

郭桓得知来的是锦衣卫，顿时就知道大事不妙，事情已经暴露，想起锦衣卫的手段，郭桓瞬间一阵头晕目眩。郭桓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升迁的起来的官员，无论能力还是才具都是有的，因此他颇受皇帝朱元璋赏识，被提升为户部右右侍郎已经一年有余。

当郭桓来到大堂，本想分辩几句，但锦衣卫百户校尉根本不给郭桓任何辩解的机会。在出示皇帝签发的驾帖之后，又公开读完郭桓盗卖官粮的罪状后，锦衣卫直接将郭桓就地索逮拿打入锦衣卫大牢，随后呼啸而去。与此同时，其他几路锦衣卫分别奔赴北平等地，涉案的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一批地方官也被迅速捉拿归案。

由于此案是朱元璋亲自布置，锦衣卫自然不敢懈怠，因为谁都知道，朱元璋这辈子最恨，最无法容忍的就是官员的贪污，原因就是，朱元璋出身社会最底层，一路从元末乱世走过来的，他自己也受尽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欺压，因此对官吏贪腐行为深恶痛绝。此事的起因是在前几天，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朱元璋看到奏报之后，自然是无法容忍，正因如此，朱元璋决定借此案杀杀朝中的贪腐之风，收拾一下朝中的贪官污吏。

郭桓，李彧和赵全德等人入狱之后，朱元璋命审刑司右审刑吴庸主理此案，吴庸秉承圣意，遂对郭桓等一众犯官好一通严刑拷打。郭桓等人受刑不过，于是就招认，按规定应收浙西的秋粮四百五十万石。但是他们只上交国库六十万石粮食，另外还有八十万两银子入库，按着市价折算合二百万石。剩下的一百九十万石粮食没有收上来。经过调查，郭桓等人收受浙西等地五十万贯贿赂。这些钱全被他和府、州县令黄文通等人私分。

但对于这一份贪腐报告吴庸却并不满意，户部官员可以勾结地方大行贪墨之事，难道其他各部就没有参与其中吗，于是吴庸就继续严刑拷打，在这种情况下，郭桓等人为求活命只能攀扯，诬陷他人，一个攀扯一个，入狱的官员就无限度扩大，很快，除吏部外，礼、兵、刑、工四部官员都被拖下了水，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尚书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在内的各部一品大员都下了诏狱。

而吏部能够置身事外，不是吏部不贪，而是朱元璋不允许案件波及到吏部，显然，什么人下狱还是释放背后都是朱元璋的决定，审案的吴庸不过是个牌位罢了。在案件的不断株连和扩大下，被牵连出来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人数也随之呈几何倍数上升。全国十二个布政使司全部涉及贪腐，或盗卖仓粮，或贪污税粮，或挪用公款，或收受贿赂，涉案官员达到了数千人之多。

经最后定案，郭桓一人盗卖的仓粮就多达七百万石，再算上郭桓党羽贪污的税粮、钱财，总数竟达到了两千五百余万石，而当时明朝一年的田赋收入还不到三千万石，而郭桓在户部任职不到一年，竟能贪墨朝廷四分之一的仓粮岁入，郭桓即便是个贪官，但这样的数额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郭桓一案死了好几万人，牵连甚广。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带来了一个弊端，好多人不做官了。他们真实的想法不是不想做官，而是不敢做官了。当官实在是太危险了，一个案件好几万好几万的死，谁知道哪天轮到自己？趋利避祸是人的天性，这些人的想法不能说是错的。

在朱元璋看来，朝廷的钱粮不能想不翼而飞了，必须要追责追赃，追赃不仅仅涉及到高官，还波及到任何一个涉及此案的每一个人，从负责地方税粮收储的富农粮长都在追赃之列，一时间，民间富户多半获罪入狱，所有涉案人员纷纷抄没家产，人头落地，各地富户也被一扫而空。后来想想，朱元璋杀的是这些人吗，其实是杀的贪污腐败，更是杀的从小就对官吏这种负面痛恨，在泄愤。

兴起如此大狱，举国哗然，不少官员开始为蒙冤者疾呼。礼部官员余应凤直接在朝堂上为官民鸣冤，提议朱元璋亲审涉案官员，以明辨是非。朱元璋当即施以廷杖，将余应凤活活打死。即便如此各路御史团结一致，联名向皇帝上奏，直言民怨沸腾，天下不安，恳请朱元璋收手。在此情况下，朱元璋只能了结此案，同时为了平息民怨，将一切罪责都推卸给主审官吴庸身上，随后就是将吴庸下狱治罪，迅速凌迟处死。与此同时，朱元璋颁布《御制大诰》，为本案定性结案，事件才算是告一段落。

客观上说朱元璋的本心是好的。他是穷苦出身，非常了解民间疾苦，他反贪的愿望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具体做法确实有待商榷。很明显，朱元璋打心底里不信任官吏，无时无刻都在盘算着清洗官僚集团，尤其是掌握相权的六部。明朝总共出过一百二十七位户部尚书，光是洪武一朝就占了四十四人，竟超过了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为了防止会计报表作假，他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改成大写从根本上杜绝了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得以贪赃枉法的捷径。

此案的性质发展到最后早已不是一件单纯的贪腐案件，实际上就是治理官场，朱元璋的意思就是不惜背上屠夫的骂名，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清平世界，朱元璋着实用心良苦。但效果并不明显。这种高压政策没有任何意义，大明王朝是封建时代最贪腐的王朝。这不得不说是朱元璋最大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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