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中的老对手，细说旭日帝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政治目标

日本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反映了这个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由孤立贫穷到富庶、体面和强大的上升过程。代表团由西园寺公望侯爵率领，当时他已经七十岁，健康不佳；另一位带队者是资深政治家牧野伸显男爵，他曾在1913年的山本权兵卫内阁任外务大臣。英国驻日大使与他相知甚久，说他“不够敏锐”。大正天皇在孩童时代脑部受过伤，但仍成为机敏的明治天皇丰功伟业的继承人。他委任驻英大使珍田舍己、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使伊集院彦吉为代表团的全权代表。除了这些贵族精英的重要代表外，代表团也包括了来自商界、教育界、军队及有其他背景的人。也有人批评代表团的成员组成。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前法务大臣尾崎行雄很鄙视西园寺侯爵，说他“也许是个有权威的厨子，但似乎对国家的福祉没有明确的想法”。尾崎怀疑代表团没有能力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这个人员杂陈的使团如何能推动反对全世界种族歧视、对南洋岛屿主张主权这类议题呢？这就是日本的挑战，他说：“这等于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剑敲别人的门，谁会给他开门？”

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把种族歧视问题当作首要问题之一。加藤高明子爵便指出：“在和会议席上要讨论并解决的问题极其复杂。”日本最重要的目标是正式获得山东。英国驻日大使观察到：“成立国际联盟在原则上得到普遍赞同。然而，将废除种族歧视作为日本加入国联的条件，则超前性地将政府外围人士的意见当作日本在和会上的主要政纲。”《每日新闻》一篇文章认为，和会已经明确表示“日本是远东的领袖”。它接着提出具体的领土问题：“西伯利亚问题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战争结束后，列强再也无法控制西伯利亚”。庆应大学教授林毅陆曾出版关于欧洲外交及俄罗斯帝国的专著，他在《太阳》1918年11月号的一篇文章里建议：关于诸如建立和平、结束影响欧洲阵线的停战等一般性问题，“日本原则上必须让他国发言，但关于远东问题，日本则有主要发言权，并且必须是做此决定的主要权威”。

1.欧洲问题不是日本关心的；

2.青岛一定不能退还德国，对它未来的处置必须要在中日两国之间解决；

3.如果英国保留赤道以南的岛屿，则日本一定要保留赤道以北的岛屿；

4.有关东西伯利亚的居民点，日本会有自己的意见；

5.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对日本人的歧视问题，看起来很可能在大会上与国际联盟提案一并提出。

实际上，日本军部的目标和野心是无止境的。军部也许会宣称害怕欧洲称霸中国，最后控制日本，并将此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政策的借口，但自从1905年打败俄国，尤其是一战中帝国崩溃以后，这个借口已经站不住脚了。一般而言，我相信在好战分子的支持下，日本参谋本部的目标是确保日本在远东的霸权，并将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

由于日本的重点在于山东及日本在亚洲的其他利益，其代表团“通常很沉默，不露声色，但是很警惕，只有影响到他们利益时才会强有力地站出来”，这是豪斯上校对日本代表团在整个会议期间表现的描述。他们虽然安静，但却积极与豪斯上校接触，因为后者是威尔逊的亲信和深受其信任的顾问。日本人分析过美国代表团，将豪斯当作朋友。豪斯认为自己的功能是“排除故障者”。

劳合·乔治、威尔逊，尤其是克列孟梭，都对日本人有成见，很少礼貌地对待他们。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向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戴维·米勒透露他“不信任日本人”。牧野和珍田参加了十人会，但一些观察者说，他们过于客气，使别人搞不清他们是否了解“正在讨论的议题”。在一次投票中，两边的票数相等，主席转向日本代表团那决定性的一票，问道：“你们要投法国与美国，还是英国与意大利？”根据一个目击者的说法：“那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矮小黄种人吞了一口气，简单地回答：‘是的。’”在另外一次四人会中，日本代表发言。克列孟梭懂英语，但却听不懂日式英语，他转过来，用谁都可以听得到的“悄声”问：“那个小个子在说什么？”当会议决定加快进度，因此解散十人会而成立四人会之后，日本代表便没有被包括进来。日本代表团的确曾向克列孟梭抱怨被排除在四强会议之外，对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有经常参加会议的机会表示不满。

但日本人能有力地捍卫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美国史学家托马斯·贝利指出，“如果没有涉及亚洲利益，日本人像棕色的佛像那样凝坐不动，但当涉及自身利益时，他们毫不怀疑自己的立场”。他进一步补充道，日本代表一般很安静，“但当他们终于打破沉默的时候，会带着更大的权威说话，而且直接、清晰、有针对性”。日本人带着三个要求来到巴黎：第一，正式承认种族平等原则；第二，获得北太平洋德国岛屿的所有权；第三，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他们决心要得到所有要求，若非如此，山东则是绝对必要的。牧野伸显在1919年1月27日的声明中列举了这些要求，声称日本政府“感到”从列强手中得到这一切“完全合理”。

但日本能否成功取得山东呢？它必然要在会议上面对很多具体的指责。日本毕竟并没有派任何军队到欧洲与德国作战。克列孟梭明显认为日本做得不够，在1919年1月告诉和他在一起的和谈者：“谁敢说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能与，比如法国相比？日本保护它在远东的利益，当要求它介入欧洲时，谁都知道日本的答案是什么。”英国显然同意这个看法。寇松伯爵曾经有一次向在伦敦的日本大使指出，战争期间，“日本施行的政策，目的是在中国确保商业及政治上的优势，为此它利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用一系列贷款换取中国宝贵的让步”。很明显，“日本多年来，尤其是在一战期间的目标，一直是不惜代价攫取中国的资源，将日本变成她未来事实上的主人，如果不是要把中国贬为彻底的附庸的话”。寇松告知日本，他注意到中日间已经缔结的协约，日本据此为它在巴黎的行动辩护，认为自己的作为也已取得协约国的同意。但是，鉴于这些条约缔结的环境，以及中国无力保卫自己，我无法认为它们具有很大的效力。其他协约国成员也受到战争初期所订条约的约束，那时的情况与现在的大势完全不同……在山东问题上，若日本执着于她与中国的协约中所确定的权益并不明智。我注意到日本已经向在巴黎的其他协约国宣布了关于自己意图的声明……但这个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列强采取行动的辩解，从未正式向世界公布。

日本人也面临美国人的不信任。当他们了解到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是和平协议订立的基础时，担心自决原则会对德国殖民地，特别是对德国在华权益的处置构成严重问题。日本领导人也确实担心西方列强的种族偏见会危及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他们决心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日本人警觉到美国人的敌意。尤其是战争加强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后，美国对中国人的同情与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形成了强烈对比。美国第三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在巴黎和会前后专门负责远东事务，他告诉一位采访者，1917年以来，美国人的思想中便一直有对日本的怀疑。美国在巴黎的代表团成员、国务卿蓝辛开始相信必须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企图。他拿日本与德国做比较，认为日本问题尤其代表了对威尔逊的新世界秩序的一种挑战。

会议初期，威尔逊直接表示不会承认列强与日本之间达成的秘密谅解。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日本与英、法等国订立的秘密协定是有力的武器。最早在1917年签订的这些条约，以日本为地中海水域提供反潜艇援助为交换条件，保证日本永久拥有山东及德属北太平洋岛屿，而英国则拥有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1919年4月22日的会议上讨论到山东问题时，克列孟梭措辞尖锐地告诉威尔逊：“今天早上我又读了一遍与日本的协约：它制约着我们要和日本站在一起，英国也是一样。我想提醒你这一点。”日本忠实地履行了它的有交换条件的义务，而英国和法国在道义上就要遵守自己的承诺。并且这涉及的不仅仅是荣誉，英国若真的在后期赖账，就有可能失去对那些太平洋岛屿的所有权，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正强烈要求拥有这些岛屿。面对日本、英国和法国的一致立场，威尔逊孤掌难鸣。况且对威尔逊来说，更糟的还有日本与中国在1915年及1918年就山东问题签订的秘密协定。

由于做好了所有准备，日本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要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然而为了万无一失，1919年4月24日他们威胁除非能得到山东，否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且退出谈判。根据豪斯上校在巴黎的助手及翻译斯蒂芬·邦斯尔所说，日本人对时间的把握非常精准。意大利因为没有得到阜姆港已经退出了和会，因此，“如果旭日帝国也退出，我们的这个世界大会，或不管它叫什么，可能会缩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英国残缺议会”。为了确保警告的作用，日本在1919年4月30日再次威胁说，如果有关中国的要求不被满足，便会从会议及国际联盟中退出。

日本人的威胁非常清楚地传达给了威尔逊等人。了解到他们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后，威尔逊选择了妥协。他希望这能提供一个“出路，容许日本挽回面子，日后再由国联解决此事”。当向劳合·乔治及克列孟梭提出这一点时，他相信“有必要尽一切力量确保日本加入国联”。他害怕如果日本抵制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她就会在远东为所欲为”。根据河村典子的看法，“在山东问题上妥协，是在远东保持威尔逊主义理想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威尔逊说：“我最关心的是不要在东西方之间制造裂痕。因此，除了将会在第七章详细讨论的种族平等议案之外，日本看来如愿以偿了。当世界各国代表聚集在一起，正式签署和平条约、成立国际联盟时，日本被赋予了强国地位，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并列，每个国家两名代表。日本成了列强中的一员。

威尔逊陷于这样的两难困境：如果他把山东让给日本，中国就可能不支持国联；如果他把山东还给中国，日本将不会支持国联。正如美国国务卿蓝辛观察到的，威尔逊认为“按照盟约的规定成立国际联盟优先于其他考虑。为实现这一目标，任何牺牲均属合理”。[556]英国资深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认为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露骨地”向日本“投降”的行为“很可怜”。威尔逊自己也承认，“我违反了自己的原则，理应受到谴责”。尽管如此，美国、英国和法国在4月30日还是决定允许日本拥有昔日德国在华利益，包括山东在内。虽然中国代表团十分努力并且有精彩表现—本章稍后会对此做出描述，但日本的声音更强大。后来威尔逊在为记者招待会准备的发言稿中，形容解决方案“是从中国本身牵扯进去的条约纠结中可以得出的、尽可能令人满意的结果”。

威尔逊显然并不满意自己的决定。1919年4月30日晚上，山东问题的决定已经做出，威尔逊告诉私人秘书雷·贝克，这是“从肮脏的过去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结果。“唯一的希望就是将世界维系在一起，建立有日本在内的国际联盟，然后确保中国得到公正对待。这不只涉及日本，也包括在中国享有利益的英国、法国及俄国。如果日本就这样回去，就会有日、俄、德联盟的危险，就会再次回到‘势力均衡’的旧国际体系之中。”威尔逊相当坦白地告诉雷·贝克，意大利已经离开了和会，若日本再变卦，和会就会破裂，国际联盟也会毁掉。他请雷·贝克向中国解释，他非常抱歉无法为中国做得更多，但为了挽救国联，他只能满足日本的愿望。根据河村的观点，威尔逊对自己理想的普世性持有绝对信念，对把他的新世界秩序从想法变为现实的决心异常坚定。这使他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驱使着一个非西方的新兴国家以牺牲贫弱的邻国为代价进行扩张。日本领袖利用欧战的机会扩大在东亚的立足点，认为威尔逊对日本要求的反对，只不过是西方列强阻挡亚洲地区强大力量增长的又一次尝试。它忘记了自己在中国和朝鲜的恶行，认为威尔逊总统对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的干涉是日本人的屈辱，认为威尔逊未能支持种族平等议案是对日本的不公。日本人认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只不过是阻碍日本国家发展的虚伪言辞”。

威尔逊不想牺牲中国，但为了他所珍视的个人计划最终还是这样做了。他稍后宣称是在确信若得不到山东“日本会退出和会，拒绝签署和约”之后才同意在和约中把山东让给日本的。不过美国和会代表团成员在山东问题上并不同意威尔逊的做法。根据蓝辛的判断，日本如此公然违背国际法、公平正义、自决原则和常识，应该同意其代表离开巴黎。不过他认为日本人不会离开，因为他们需要参加和会所带来的国际认可。威尔逊同意把中国的一部分交予日本看上去也不可思议。蓝辛和亨利·怀特都支持塔斯克·布利斯—他们都是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批评威尔逊牺牲中国是错误的，“哪怕为了和平而做错事也不可能是对的。和平固然宝贵，但是有比和平更宝贵的东西—正义与自由……如果支持日本的要求，我们就是背弃中国的民主，让位给日本普鲁士式军国主义强权”。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甚至以辞职抗议威尔逊对日本的妥协。威尔逊对山东的出卖无疑佐证了克列孟梭刺耳的批评，他说威尔逊“说话像耶稣，行动却像劳合·乔治”。重要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如哈罗德·尼科尔森，都指责山东解决方案“是最糟糕的投降”。

日本在巴黎的成功与中国的失败也对威尔逊在美国国内最终被对手打败起了推动作用。在参议院，正如威尔逊最主要的政敌亨利·洛奇所预料的，杀伤力最大的批评来自亲华参议员们。对山东的出卖不仅使威尔逊备受指摘，也带出有关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看法一致的问题，其背后则隐含着总统是否独断专行、无视知情顾问意见的问题。蓝辛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威尔逊“即使没有所谓的将山东让与日本，本来也可以确保中国得到公平正义”。洛奇在对《凡尔赛和约》一系列问题的谴责当中，特别将第六条保留意见命名为“山东丑闻”。意见中宣布，美国拒绝批准有上述安排的和约条款以抵制这种安排，并在由此产生的任何争议中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据内部人士透露，美国参议院在对和约进行辩论时，山东问题是“主要议题，特别是听到日本在朝鲜暴行的报告，人们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更加强烈”。因此，对山东的出卖成为中国、日本、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朝鲜在内的共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