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异刻”造像记的诞生

李孝深兄弟造像正面

道德标榜—题名竞争—题名异刻，这就是笔者所推测的李孝深造像记中“出格”题名的生成过程。不过，这样的图景与其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毋宁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这一历史图景即便没有发生在李孝深家，大约也会在别的某个家族出现吧。

在中古诸多石刻文献中，造像记无疑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类。一方面，其数量庞大，尽管尚未有精确统计，但现存总数在各类石刻文献中仅次于墓志，殆无疑问。另一方面，造像记的叙述又较为程式化，基本就是祈愿文字加出资人题名，且文辞浅陋，了无深意。因此长期以来，学者对造像记并不重视，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王昶甚至直言造像记“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王昶《北朝造像诸碑总论》，《金石萃编》卷三九，页五右）。流风所及，迄今为止的历史研究中，学者对造像记的使用也难言充分。仅有的研究，或沿袭金石学证史、补史传统，以造像记考辨官职、姓氏、地名等，或采用统计、例举的方法，对造像记进行整体分析，探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社会意识、族群分布、民间组织、宗教信仰等。至于单件造像记，除非涉及史传中的重要人物，或出现重要的历史信息，否则难以进入学者法眼。那么，作为造像记的大宗、主要由普通吏民出资制作的造像记，是否也有可能以个体形式成为研究的主体呢？笔者认为是可能的，当然这需要一些机缘，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李孝深兄弟造像记就具备这一机缘，透过其略显异常的生成过程，我们得以窥见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呈现彼时家长里短之一面。

李孝深兄弟造像记

关于造像记内容，兹先迻录其文如下（其中人、年、月、日、地、天、圣、国、授、初、正等均使用武周新字（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埊、（图五）、（图六）、圀、（图七）、（图八）、（图九））。

从左至右：图一到图九

左侧

1、庆，惟忠惟孝，抱义怀文，得人之欢心，尽礼以事上。去□□

2、三年四月四日，薨于家焉。嗣子俊，追惟怙恃，泣血三年仰报慈恩，六

3、斋不歇。性符上忍，志叶中乘。去长安四年七月二日，弃疹弥留，奄终

4、窀穸。息孝深等，攀号茹泣，霜露摧心，水浆不饮，几至毁灭。兄弟计

5、议，花萼相扶，欲报所生，过崇追福，遂于六日设斋追福，合家大

6、小，异口同音，发愿为亡考敬造石像浮图一所七级，名山采石，异县求

背面

7、工。凋琢既成，丹青斯毕，置之于宅南三十步，左带平陆，右佩长阡，前瞰漳川，却

8、临尧堰，言占胜地，寔曰膏腴。紫凤朱虬，栖蟠其侧，飞仙化佛，扶护其傍。密

9、迹金刚，维持警卫，庶使天皇圣嗣，永保隆基，月壂日宫，长垂朗耀。七

10、代灵祠，凭此福因，现在衔生，沾斯利润。仰遵满字，敢作颂云：

11、隆崇宝塔，微妙金容，威光三界，神包六通，天人敬仰，内外师宗，云布

12、雨施，如象如龙。其一爰有大士，寔曰丈夫，信心具足，惠解真如，奄丧慈父，

13、如沈宝珠，何以报德，勒石凋图。何以追远，修经及书。其二欎欎仙宫，巍巍秘

14、像，妙色希夷，真仪弘敞，阳息阴消，天成地长，唯我能仁，可依可仿。海变

15、山移，古来今往，常住法王，惠日增朗。其三

16、高祖宝，上柱国，齐任越州行参军。

17、曾祖高，隋任太州功曹，复迁相州录事。

18、祖兴，版授许州长葛县令，又加授苏州武安令，又加授胡州康城令。息悊

19、息俊妻冯亡息仁澄澄妻史澄息腊腊妻王腊息望秋腊女西希

20、澄息克恭澄息太初澄息长寿澄女妹儿息孝深深妻盖深息克念念妻张

李孝深兄弟造像右侧面

右侧

21、念息西京念女端正深息克勤勤妻宋深息野章深女无匹深女颗绫

22、亡息孝基基妻宋基息克先基息克礼基息万善基息阿浇基女阿锦

23、息九朗朗妻齐朗女琉璃刘氏女大娘王氏女般若王氏女三娘齐氏女八娘

24、邢氏女女王王氏亡女阿征雍氏孙女希有合家供养

25、大施主李悊亡妻苏息名远远妻王远息嘉冲冲妻邢冲息京仙冲女定姑远息冲玄玄妻徐

26、远息罗侯远息难养远女金颗远女三□刘氏女大娘亡息元昌昌妻王昌息子藏藏妻王

该件造像不见于博物馆编纂的《馆藏石刻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丛书（二）》（收录截至1993年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石刻拓片编目提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等，仅2015年出版的《贞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曾有提及，想来应是近年入藏。造像高70厘米，宽46厘米，厚18.5厘米，正面剔地开龛，龛内起凸雕一佛二僧二菩萨及二狮护法，保存完好，造像记除前文略有缺失外，其余基本完整（尚难断定左侧题名后是否还有文字）。据朱己祥分析，该件造像系塔身后石，前石右壁亦刊刻铭文，与后石铭文前后相续为一篇（朱己祥《武周长安四年造像塔散石述论》[待刊稿]）。又造像年代，展览说明上定为武周时期，造像记中若干武周新字的存在也可印证这一点。不过据造像记，这个时间还可再精准些，即武周长安四年（704）七月六日后不久。时已进入武则天统治的末期，翌年正月，神龙政变爆发，二月，国祚复归李唐。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大多为北京地区的石刻，不过此件造像却非出自北京本地，据展览说明，系征集自河北。朱己祥据其样式与邢台隆尧出土的同类造像相近，且题记中有“前瞰漳川，却邻尧堰”，推测其原初应位于河北邯郸东南部漳河流域，即临漳、魏县、大名一带，可备一说。不过，考虑到唐代漳水下游有两支：一支北流，经今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平乡，以下走今滏阳河，汇入大陆泽，出泽后又走今滏阳河，至衡水以下经武邑东北流，截永济渠，东北入海；一支南流，经魏县至馆陶入永济渠；此外南北两道之间还有零星漳水记载，或为分支，或为故道（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2页），以此而言，距离隆尧不远甚至更近的漳水北支或分支所经地区毋宁说也是该件造像的可能安置地。

“出格”的造像题名

如所周知，盛行于北朝隋唐的造像记，尽管具体表述千差万别，但大都包括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对象、祈愿内容、造像题名等几项内容。按照排列顺序不同，研究者将造像记大致区分为两种形式。

A型：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者、造像对象、造像题材、发愿对象、祈愿内容

B型：造像之佛法意义、造像者身份、造像者、造像动机、造像题材、发愿对象、祈愿内容、造像时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增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2-106页）

揆以标准，李孝深兄弟造像记尽管前有阙文，但与A、B两型有别大致无误。不过，像李孝深兄弟造像这样，将造像记分为序文、铭文，且详细叙述祖先世系、像主德行的例子彼时亦非罕见，在此之前，如唐仪凤四年（679）马君起造像记、垂拱三年（687）张文珪造像记、武周如意元年（692）朱四娘造像记、证圣元年（695）张君造像记、万岁通天二年（697）冯善廓等造像记等，也都采用了类似结构。以此而言，李孝深兄弟造像记的整体书写并不十分“出格”。

不过，如果聚焦该件造像记的题名，“出格”之处就显而易见了。为便于讨论，兹先将造像记所记李孝深一族世系整理如下（家族女性暂不列入）。

据此可知，题名一共罗列了李孝深家族男性成员7世30人，上至高祖，下至孙辈，其中祖父李兴以上仅述本枝，至父李俊一世则另提及叔（伯）父李悊，并详列后者子嗣。

如造像记所见，该件造像系李孝深兄弟“发愿为亡考敬造石像浮图一所七级”，亦即李孝深兄弟为其父李俊所作，题名中详列孝深兄弟子嗣也可印证这一点。不过奇怪的是，题名在列叙祖先世系时，却在李俊之前题刻了李兴另一子“李悊”之名，且其位置既未如祖先般单列一行，也不似李俊一样另起一行，而是刻在了李兴一行的末端。而在题名最后，李悊又以“大施主”的名衔再次出现，其后附记妻、子信息。显然，李悊名字的再次出现，乃是为了题刻其家庭成员，否则后者只能按照与像主的亲属关系罗列（如叔[伯]母、从兄弟姊妹等）。更为异常的是，再次出现的李悊及妻、子题名，不仅被整体性地安置在造像题名最末，甚至是在“合家供养”之后，而在造像记的书写体例中，“合家供养”常常表示题名结束——如隋开皇元年（581）豆卢通造像记、唐仪凤元年（676）马武定等造像记、仪凤四年（679）马君起造像记、武周长寿三年（694）郝贵兴兄弟造像记、唐太极元年（712）田义起造像记、开元二十八年（740）李兴造像记等所见，“合家”不仅包括核心家庭成员，别籍分家的兄弟姊妹、甚至侄或堂兄，也都被列入“合家”范围之内。李悊题名的突兀，及其妻、子题名的偏后，似乎表明李悊及其一家题名并非与李俊家题名同时刻写。

验以原石，益可加深这样的感觉。据原石照片所见，李俊家的题刻较为舒朗，文字端正，题名间隔也较大，相较而言，李悊家的题刻则明显拥挤了许多，题名间隔也或被挤压。反映到字数上，李俊家题名一行大约25-30字，李悊家题名一行则多达35-36字。李悊家题名的“挤刻”，也暗示该题名极有可能不在造像题名的最初计划内，而是出自后来补刻。

李悊家题名是通过何种途径补刻上去的呢？有没有可能系私自刻写？这种可能性不大。据造像记所见，造像置于“宅南三十步”，按唐制五尺（大尺）为步，一大尺长约29.5至29.6厘米，则三十步尚不到45米。距离如此之近，很难想像李悊家题名会在未得到李孝深兄弟的许可下付诸实施。那么一件业已完成的造像记为何还需容纳李悊一家的题名呢？换言之，李悊家进入造像题名、成为供养群体之一员，其正当性又在何处？事实上，翻阅造像资料可知，以像主一家或兄弟姊妹共同供养的方式制作造像在北朝隋唐最为常见，这也就意味着，在名义上是李孝深兄弟为其父所制作的造像中，作为叔（伯）父的李悊固然存在被列入题名的可能（造像记中多有列入伯父、叔父者），但绝非天然具有正当性，李孝深兄弟有充分的理由不在造像题名中列入李悊一家。那么，李孝深兄弟造像为何横生枝节，在造像记完成之后还另费周章地补刻李悊家的题名呢？

张安世造像记题名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其他信息支撑，我们无法获知究竟是什么让李孝深兄弟不能拒绝李悊家题名的要求。这里只能推测其背景和过程如下。如所周知，唐代仍保留了南北朝贵族社会的诸多遗绪，社会亦对累世同居的居住方式颇多推崇，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由夫妻及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才是日常居住的主要形态。这也就意味着，父亲生前，子女与父母同处一室，父亲死后，兄弟子嗣别籍分家。李孝深兄弟造像制作于李俊身故不久，应当还没来得及分家，造像记仅称“宅南三十步”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与此不同，作为李俊兄弟的李悊显然早已别籍分家，大约居住在别处，这也导致他极有可能最初并不知晓并参与造像。及造像完成后，李悊才获知消息，进而要求列入造像题名。基于某种缘由，以及李悊大约也承担了部分费用（题名中刻意标示其“大施主”的身份），李孝深兄弟同意了这一要求。无奈造像记整体已经完成，故只能在题名最末补刻李悊家信息，由此造成造像题名呈现殊多怪异之处。

李孝深兄弟家族世系

造像题名存在补刻，我们还可从另一件造像记获得佐证，此即制作于北魏神龟年间的张安世造像记，其题名如下。

祖张丰洛父周庆叔父双庆兄文虬兄文清兄贤黄

名安世息还洛息阿僧息僧欢

妻李男异妾王阿引息富洛息双富

侄阿洛侄阿欢侄阿奴侄天还侄似仁

侄德仁侄□欢

单看文字，似乎并无异处。不过如果对照图版，不难发现张安世诸兄实际是以双行小字的方式题刻的；而诸兄家人，也仅提及诸侄，诸兄之妻则未像张安世妻妾一样见于题刻。张安世诸兄这样的题名方式，似乎表明诸兄及诸侄之名极有可能亦出自补刻。

题名竞争与道德标榜

回到李孝深兄弟造像记。作为李孝深兄弟叔（伯）父的李悊何以汲汲于在造像上留下题名？甚至是以略显“委屈”的补刻的方式？无待赘言，这样的举动自然有向佛祖展示自己参与造像的功德的考虑在内，毕竟在多部佛经中，都曾提到制作佛像所具功德意义。如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云：“譬如佛般泥洹后，有人作佛形像，人见佛形像，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华香缯綵供养者。……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也说：“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石赤白铜，白镴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及笔，或以指爪甲，而画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在此之外，还有许多，甚至如《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等，干脆直接在经名上即显示对制作佛像的鼓励。佛经明确宣称造像者会因造像获得福报，这对参与造像之人自然是一种刺激。尽管李悊本人是否读过或知晓这些佛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若联系彼时活跃在乡里的僧尼对佛教教义的积极传播和普及，则李悊对这种思想当不陌生，而这势必刺激他热衷参与造像并留下题名，以此向佛祖展示自己参与造像的功德。

不过，与展示功德相比，李悊执意在造像上留下题名恐怕还有更重要的考虑。笔者注意到，在北朝隋唐造像记的题名中，一族之人大多是以与像主或主导者的亲属关系进行题刻，不过在一些兄弟合刻造像记中，则或以兄弟为纲各自叙述子嗣，可以举出的例子如北魏延昌元年（512）朱奇兄弟造像记、北齐天保元年（550）张龙伯兄弟造像记、隋开皇十一年（591）卢谊兄弟造像记、武周长寿三年（694）郝贵兴兄弟造像记等。尽管并非所有的兄弟合刻造像记都以这样的方式罗列家人，但后者的存在似乎表明在如何题名的问题上，参与者彼此之间未必没有竞争。所竞争者何？无待赘言，即是对造像的参与度，以及自己与造像对象之间的关联。

汉碑中的题名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如所周知，列于汉碑碑阴题名者，除了碑主家人外，往往还包括门生、故吏，甚至一些毫不相关之人，后者被称为“义士”。这些人列于题名，如赵明诚在《金石录》中所说，“盖欲以附托以传不朽尔”，即试图通过与或高尚或显赫的碑主建立联系，以达到彰显自己的目的（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一五《汉州辅碑阴》，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273页）。程章灿则说得更直接，在他看来，题名者还有借出资立碑编织与碑主及出资者之间社会关系网的意图（程章灿《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由此可见，汉碑题名绝非只是单纯善意的表现，而是带有巨大的政治或社会意图。造像题名、尤其是同一家族成员合刻的造像题名，其功利性或许没这么突出，但也非别无所图，至少在李孝深兄弟造像的场合，李悊执意要在为亡兄弟制作造像上题刻己名，且刻意标记出“大施主”的身份，从中不难看出其试图借助题名显示自己参与造像，进而彰显自己对父孝、对兄悌的家族伦理道德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认为，与汉碑门生、故吏、义士等的题名相比，造像者对造像题名的争夺似乎更多具有道德标榜的意味。

而造像安放的位置，也更加凸显这层意味。造像一般安置于形胜之地，或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或紧邻道路、交通便利——对后者的强调显然是期待造像能被更多人观瞻（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增订本）》，第288-289页）。事实上，一些造像记即明确宣称造像安置在交通要道旁是为了方便行人观瞻。如北魏神龟二年（519）邑老田清等70人造像记称造像“南侠大衢道，北托白渠川，西据蜲迤曲，东有通达千”，于是“行夫辍足顾，儒生执而虔”；隋开皇十三年（593）诸葛子恒等造像碑等也因东蒙某个“傍大道”的地方“游眺万日之士，日有千般，□□道俗之人，□□万数”，于是将造像安置在此处。而李孝深兄弟造像也是“左带平陆，右佩长阡”，尽管我们无法确认究竟有多少行走之人会停下匆匆脚步端视造像下端那微小难识的题名，但这并不妨碍造像参与者对此的

期待。大约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李悊才会汲汲于在造像上题刻己名，以此向乡邻或行人展示自己参与造像，标榜对兄弟李俊的友悌之情。在此意义上，安置在家宅附近、道路侧旁的李孝深兄弟造像，便犹如一座公共纪念碑，既是对身故的李俊及先祖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参与造像的族人道德品行的表彰。

***

道德标榜—题名竞争—题名异刻，这就是笔者所推测的李孝深造像记中“出格”题名的生成过程。若此不误，则不难想见，围绕造像题名，李孝深一族大约曾产生纠纷，尽管纠纷可能很快就以皆大欢喜的方式获得消解，但造像题名中仍留下些许痕迹，使我们得以在千年之后窥见彼时生活的普通人所思所想的一面。而张安世造像题名中的补刻，其背后或许也有类似李孝深家族那样的纠纷吧。

当然，即便有张安世家的例子作为佐证，笔者仍无法自信前文所描述的图景即确曾发生于李孝深一族。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图景与其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毋宁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这么说，除了史料不足征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历史研究常常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串联材料、组织叙事，而真实的历史却充满偶然。历史研究对偶然往往无能为力，故只能将偶然解释为必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建立因果联系，从而描摹出看似合理、可以被理解的历史。显然，这样的研究存在巨大危险，其所迫近的历史“真相”极有可能只是可能或者说“应当”发生的历史。当然，可能发生的历史也有其意义：一方面，可能发生的历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拼图，不能挖掘历史的可能性，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历史的现实性（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与历史构图》，原题《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载《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改题后收入氏著《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另一方面，可能发生的历史因其符合逻辑，重复出现的几率也更大。而在后者的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前文所描述的历史图景即便没有发生在李孝深家，大约也会在别的某个家族出现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16CZS037]阶段性成果之一，写作过程中蒙山东大学孙齐先生多所指正，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