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和敦仁庙

陈国明

离我们村一箭之地有座敦仁庙，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辟为养猪场了，在我的儿童时代，那里却是村民们的圣地。站在村口望去，在银杏树密叶掩映下，隐隐可见红墙的一角，令人顿生一种敬畏之感。这里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虽然有些近乎荒诞，却颇能品出点人情世味来。

庙只有三间门面这么大，却供着三堂毫不相干的菩萨，一堂供的是观音大士和善财童子，一块大匾，题曰：“南海悲云”；另一堂供着大小十来尊菩萨，谁也叫不出名字，题匾曰：“大德明王”；还有一堂菩萨的匾文曰“忠义同天”，自然供的是关帝爷爷了，关帝后面立着背大刀的黑脸周仓，面目狰狞，十分可怕。

我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总是把庙名叫别了，把“敦”字念成“郭”字的音。敦与郭二个字形似，穷百姓识字不多，原不足怪。然而，文浩爷爷是前清秀才，整天之乎者也，还爱寻些古僻字去考村校里的老师，这么一个庄严庙名，别人读别了，他为什么不加指正呢？后来我才渐渐弄清楚，敦仁庙又名谷神庙，是“保稻菩萨”住的。那时，每当麦收时节，村里人总是备了供品去拜菩萨，还要供上几大盘裹红糖的烤麦饼，求菩萨保佑稻谷丰收。记得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拍着手唱：

“夏至麦饼香烘烘，

保稻菩萨吃得烂洞宫。”

那时供神的东西是不允许人先吃的，小孩也不能例外，我们这样唱，无非是麦饼让菩萨先“尝”而产生的妒忌，并非有意要渎神。但还是受到大人们的训斥。平日把我当作心肝宝贝的祖母，也会操起鸡毛掸帚装作要打的样子。于是我们就边逃边唱，老人家也无可奈何。

虽说各村都有自己的庙，邻近的杨家村还有杨老相公殿，但远近都说我们村的菩萨灵，纷纷赶来烧香，四季香火不绝。阿樟伯伯管庙，靠吃供品、收茶水钱、拔蜡烛头维持一半的生计。

村里众多善男信女之中，最虔诚的恐怕数我的祖母了。那时祖母已经七十多岁，早从繁忙的家务中摆脱出来，一心念经拜菩萨，修来世福。她念的既不是佛经，也不是道藏，却是几句简单的顺口溜儿。经是对着一根根麦草管念的，说烧给菩萨就是金条。我听熟了，至今还能背诵。是这样几句：

“一颗麦籽落泥心，

生来一只玉蜻蜓。

蜻蜓蜻蜓变黄金，

一来好买命，

二来渡众生，

三来黄泉路上做盘费

——南无阿弥陀佛。”

这里前半部份讲的是麦子的生长过程，倒是颇为形象；接下来讲黄金的用途，简直是入木三分；最后一句才是呼唤佛号。殊不知这些概念和形象是如何能凑合在一起的。祖母念经时，我老爱看她那张没牙的嘴，象品着一粒糖，有滋有味的。

记得那时是禁止孩子到庙里去的，我们自己也怕去。有时让好奇心驱使着，三五个人结伴而行，到庙门口去探一探，总是让阿樟伯伯赶走。于是我们这些小顽童，边跑边唱着歌儿骂：

“阿樟孤老头，

日里吃的冷馒头，

夜里点的蜡烛头，

睡觉没人陪床头，

有卵头不如没卵头”

气得阿樟伯伯“呼”地窜出庙门，嘴里骂着“没爹娘的”，随手朝我们远去的背影扔烂泥块。

可谁能相信，象祖母这样的人，竟也会对菩萨产生不恭，甚至动起武来。那根由就出在我的身上。

我十岁那年的一个夏日，独自到前畈溪沟里掏石蟹，不料遇到雷阵雨，浑身淋得象水里捞上来似的，双手捧着头往回跑。刚到庙门口，被阿樟伯伯出来一把拉进庙里，他用衣袖子替我揩头、脸，让我歇一会，叫我雨停了再回家；还塞给我半只冷馒头。我啃着馒头，觉着身上寒丝丝的，两只眼睛骨溜溜地朝菩萨堂偷看。忽然看见钢须黑脸的周仓二只爆眼乌珠盯着我，头一晕，仿佛觉得那乌珠转动了一下，吓得“哇”地哭出声来。

这天，我回到家里就生病了。祖母说这准是冲犯了菩萨，特地备了供品香烛，到庙里求周仓爷爷宽容，还各烧了三箱纸糊的“元宝”和麦草杆剪成的“金条”。谁知，到晚上病得更厉害，祖母请来村里的巫师，问了神，备更厚的福礼去庙里上供，她老人家不知叩了多少个响头。两天过去了，菩萨似乎不肯饶我，整天昏昏迷迷，满嘴胡话。祖母急了，骂道：“作弄小孩子，算什么菩萨！我跟他拼了。”说罢从背后操起一把锄头，气呼呼赶到庙里，举起锄头要掘周仓。阿樟伯伯象哄小孩子似的哄着。我大伯随后赶到，才把老人家劝回家去。她一路走，一路哭骂，说是孙子的命不保，她也不想活了，索性跟那个恶神拼个干净。

或许是我命不该绝吧，在城里当药店倌的二伯回来了，还带着本县名医骆靖夫先生来乡下作客。经骆先生诊治，不出几天，我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在我家为骆先生饯行的酒席上，文浩爷爷也在座，他讲起我得病的经过和祖母的举动，大发了一通感慨，全是之乎者也的，我一句也听不懂。大家认为敢砸菩萨的人是不信菩萨的，信菩萨而去砸菩萨，实在不可理解。记得当时骆先生拈须微笑，说道：“爱之深也。”

当然，祖母对骆先生感激万分，经常让二伯捎去山里的土货，嘱咐二伯一定要代她向先生问好。但她却坚持认为，这位救星的突然出现必定是受神灵的差遣。

此后，祖母她老人家依然念经，拜菩萨，直到去世；阿樟伯伯呢，至死住在庙里，他生前对高高在上的菩萨和匍匐在地的香客也总是不冷不热的。